目前我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抱團不夠，尤其是國有企業與民企，往往"老死不相往來"，個別企業之間甚至出現了惡性競爭。這對我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建設造成了消極的影響。
自2013 年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以來，在中國政府的支持下，中國企業界正在掀起海外投資尤其是向“一路一帶”地區投資的熱潮。不過，相比于歐美地區，“一帶一路”上的一些國家，不僅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經濟發展水平較低，而且存在著政局動蕩、腐敗嚴重等一系列的重大風險。相關企業在勇敢地走向“一帶一路”的同時，一定要未雨綢繆，對相應風險作到充分而準確的評估，并制定出有針對性的應對方案。
安全風險
我國的“一路一帶”戰略與美國的全球戰略相比，其根本特征在于，我國更側重于經濟、文化的交流而不謀求軍事上的霸權。近期來看，我國軍隊“走出去”仍然是高 度敏感、高度慎重的問題，除非遇到類似于利比亞內戰、也門危機這樣的極端情況，我國企業的安全問題仍然將主要依靠非軍事途徑予以解決。
與之相對應的，則是近幾年來，“一帶一路”上的一些國家的安全形勢的顯著惡化。近一段時間以來，伊斯蘭激進勢力在泛伊斯蘭地區的影響力明顯增強。伊斯蘭國等 激進勢力正在從敘利亞、伊拉克等國向海灣國家、中亞國家蔓延。在美軍從阿富汗撤離之后，中亞地區的安全空白如何填補，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 的安全局勢將會如何變化令人關注。
在“一帶一路”中，我國企業從事的管線建設、鐵路建設雖然已經在規劃設計上充分考慮了安全需要，并盡可能地避開不穩定地區（在不穩定、不安全的國家里尋找相對穩定和安全的小區域，這種做法被稱為“綠洲戰術”），但是這仍然是建立在其他國家（如巴基斯坦等）的中央政府具備充分統治力量的基礎上的。一旦這些國家整體安全形勢出現惡化，綠洲戰術的有效性就會出現問題。
必須指出的是，“一帶一路”沿線上的一些國家的安全問題往往有著極為復雜的原因，而且經常有地區或區域外大國的支持與縱容，成為用以牽制這些國家或地區的 “可控混亂”。這讓安全問題的解決面臨極大的難度，尤其是當中國的“一帶一路”戰略被視為某種挑戰西方的戰略時，一些安全問題很可能被有意制造出來用以掣 肘中國，而中國企業很可能會成為其中的犧牲品。
另外，當前“走出去”的企業與公民主要依靠領事保護制度來保護。雖然我國的領事保護制度已經有了長足的進步，但面對“走出去”的中國公民和企業的井噴式增 長，則經常處于力不從心的狀態。截至今年年中，內地居民出境已達9818.7 萬人次，連續4 年以年均1000多萬人次的數量增長，更不用說還有2 萬多家中資企業遍布于世界近200個國家和地區。
因此，中國企業和公民必須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擺脫對國家的過度依賴，增強組織的能力以保護自己。一方面，“走出去”的公民與企業應該在有關部門的協調下，組織 民間商會、海外投資者協會等社會組織，增強自身的安全力量，提升與當地社會的談判能力。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也應該盡快摸索并退出具有中國特色的海外私人安保服務，讓“走出去”的企業和個人能夠通過市場來獲得安全。
政治風險
目前，我國企業投身“一帶一路”主要以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為主，而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的投資巨大、工期長、回收成本慢的特點決定了項目的成敗與當地穩定的政策環境、政治環境密切相關。
此外，由于我國承建大型基礎設施建設工程的多為國有大中型企業，且港口、交通、能源等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通常與所在國的國家安全密切相關，因此項目本身就通常被視為具有強烈政治色彩，同樣因為這個原因，政治上的變動也經常對項目的開展造成巨大影響。
近一段時間，我國大型基礎設施建設項目多次遭遇由于政局變化、領導人更迭而帶來的重大挫折。例如，在緬甸、泰國、斯里蘭卡等國，我國的相關企業都遭受了巨大損失。
總的來說，我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應該要特別關注以下兩類政治風險：
一是所在國因其國家安全政策需要而可能作出的政策變化
我國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以經濟輸出為主，它一般都與所在國的發展戰略有廣闊的對接空間，但是對于某些“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來說，其安全需要與發展需要往往存在差別。換句話說，這些國家常常出現“發展靠中國、安全靠別國”的現象。
具體來說，在中亞方向，除烏茲別克斯坦外，中亞五國的安全主要依托于俄羅斯主導的集體安全組織來進行保證；在東歐方向，波蘭等國家都是對北約“一面倒”的國家，烏克蘭雖然很難加入北約，但是基本上也將自己的安全寄托于西方的軍事保護之下；在外高加索地區，亞美尼亞實質上是俄羅斯的“保護國”，格魯吉亞是美國的橋頭堡，阿塞拜疆雖然奉行平衡外交，在軍事上仍然依托土耳其、格魯吉亞等國，并向北約靠攏；在南亞方向，除巴基斯坦外，斯里蘭卡、尼泊爾等國在安全上仍然受到印度的強力影響；在東南亞方向，雖然泰國、馬來西亞奉行對華友好，但東盟的安全仍然主要依托于美國的保護。
總體來看，除了非洲的一些長期受到西方制裁而不得不依賴我國軍事援助的國家，基本上“一帶一路”沿線的大多數國家在安全機制上都依賴于其他力量。
由于一些國家安全戰略與發展戰略的分離，其在對華關系上，經常表現出既渴望又警惕，并反映為其政策上“走兩步退一步”的搖擺，比較典型有蒙古、泰國、斯里蘭卡等國家。
另外，還有一些“一帶一路”沿線的國家，具有比較強烈的大國志向，并將中國視為現實或潛在的競爭對手。這些國家一方面迫于發展的需要而接受中國的投資，另一方面卻同時對中國企業保持一定的敵意。中亞地區的烏茲別克斯坦，南亞方向的印度，東南亞方向的越南、印度尼西亞等都存在類似的問題。
值得關注的是，這些具有大國志向的國家，往往對其周邊地區與國家有一定的霸權思維。因此，它們在歡迎中國推行“一帶一路”所帶來的經濟機會的同時，也對中國帶動其周邊地區與國家的發展存在警惕與抵觸的心態。
比如，印度雖然歡迎中國對印度的投資，卻對中巴經濟走廊的建設非常不滿，并對中國在尼泊爾、斯里蘭卡的投資保持高度的警惕，中國在斯里蘭卡的港口項目流產主要就是印度施加壓力的結果。
又比如，在中亞地區，烏茲別克斯坦一直主張對其鄰國塔吉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的霸權，并視哈薩克斯坦為地區主要競爭對手，中國在這些地區的基礎建設將在一定程度上降低烏茲別克斯坦扼守中亞交通要沖的優勢地位，烏茲別克斯坦對此也保持著相當程度的關注。
二是所在國因其政治轉型、民族問題、社會動蕩會發生劇烈的政策變動
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建設中，所在國上層的權力結構的劇烈變化往往會對相關政策造成嚴重影響。
從“一帶一路”的國家來看，在東南亞地區，政治轉型正在發生，大量底層的民粹力量與族群矛盾正在被釋放出來，社會動蕩將會在未來一段時間內頻繁發生。這其中最為嚴重的是緬甸，民主化轉型、緬族與其他少數民族的內戰、軍方與民主派的矛盾以及美日等國的干預，讓該國的走向充滿變數。近年來，我國的諸多企業都在緬甸遭遇了重大政治風險。
同時，泰國高鐵項目也面臨類似的問題，雖然不存在緬甸的內戰風險，但是泰皇、軍方與民主派的矛盾十分尖銳，“紅杉”與“黃衫”的背后，其實是農村底層力量與城市富裕階層的零和博弈。除此之外，泰國還面臨正在激化的宗教沖突與民族分裂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東南亞地區的越南、老撾等社會主義國家，雖然相較于民主轉型的國家更為穩定，但也正在面臨深化改革的“社會危險期”。
另外，在中亞、南亞方向，“一帶一路”沿線的很多國家也正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中亞地區兩大強國——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的領導人長期執政，年事已高，隨時可能面臨嚴重的健康問題，而兩國尚未解決其接班人問題。在哈薩克斯坦，數位可能的接班人背后有美、俄等大國的支持。在烏茲別克斯坦，七大地域集團勢同水火，雖然暫時為老強人卡里莫夫所壓制，但一旦卡里莫夫過世，其內部矛盾極有可能激化。從某種意義而言，軍力強大、民風彪悍的烏茲別克斯坦甚至有成為第二個南聯盟的危險。
經濟風險
一方面，“一帶一路”上的許多國家基礎設施建設落后，產業結構單一，國內經濟狀況受到國際資源、能源價格波動的嚴重影響。比如，中亞幾國在近幾年都發生過較為劇烈的經濟波動，導致大批中國企業蒙受損失。
另一方面，中國目前的資本輸出，基本上還是以基礎建設、基礎工程為主，比如鐵路、港口、礦山的建設等。例如，我國的高科技企業如華為、中興通訊等，其海外拓展實際上仍然是以基礎線路、硬件的鋪設為主。
可以說，在“一帶一路”的許多地區，因為人口稀薄、經濟水平相對落后，這些大型基礎設施建設的盈利前景并不明朗，甚至其收益在很長時間內都難以彌補運營的赤字。在這些國家內部的投資和建設實際上將面臨投入大、風險大、周期長、收益少的局面，所以一般只有我國的國有大中型企業才能承受如此高的風險，中小民企則 在這些方面謹慎得多。這意味著，中國對這些地區的經濟整合難以在短期內見效，我們的經濟行為有時會被其他國家視為高度政治化的、不接地氣的，這不僅難以取 得當地社會的切實認同，而且由于國企的特殊性質，甚至可能引起當地民粹勢力的警惕與反彈。
其實，“一路一帶”的實現離不開民間資本的力量，相比于以基礎建設為主的國有企業，民企的“走出去”更有利于切實密切中國與所在國的經濟聯系，但是長期以來，我國的海外企業尤其是海外民企在信貸、保險等業務領域缺乏支持，抗風險能力極弱。在很多時候，中小民企往往成為當地經濟波動最直接的受害者。
法律風險
由于“一帶一路”上的一些國家在法律上與國際接軌的程度較低，因此，外國企業經常面臨較為陌生的制度環境，并可能會引起較為嚴重的風險損失。從目前來看，我國企業在國外的投資經常面臨稅收繳納、勞資關系、安全環保、招標程序、并購法律、國家安全審查、投資流程等諸多風險。
比如，印度雖然勞動力便宜，其罷工權卻得到了嚴格保護；哈薩克斯坦近年來對企業的環境保護要求日益嚴格；蒙古國由于其發展策略的變化，對其吸引海外資本的法律曾經進行過較大修改。
除此之外，我國企業還需要關注以下的風險：一方面，某些國家司法機關不獨立、腐敗嚴重，政策不透明，屬于高危國家；另一方面，一些國家政府公信力較差，經常有對國外企業的肆意征稅，同時有些國家還存在當地強權集團利用司法程序掠奪國外企業的現象。
社會風險
“一帶一路”上的許多國家與歐美國家不同，在文化、宗教上具有自身的特點。其中，尤為值得注意的是，無論是東南亞還是中亞地區，許多都是伊斯蘭國家。其中，一些國家還較為保守，有著相當多的、不為中國企業所熟悉的文化禁忌。
比如，中亞地區大部分國家雖然與沙特等海灣國家同屬于遜尼派，但是在社會生活上卻較為世俗化；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土耳其等國家則體現出民主伊斯蘭的特征，其社會生活的現代化程度較高；而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的部分地區則極為保守，甚至還處于“政教合一”的傳統狀態。
除了伊斯蘭教之外，“一帶一路”上還存在大量的佛教國家與天主教國家，其社會對于企業亦有相應的期待與禁忌。我國的企業，長期處于無神論的市場環境之中，往往對當地宗教、文化缺乏敏感性，極易被誤解或產生沖突。
綜合來看，雖然我國企業投身“一帶一路”面臨許多不確定風險，但隨著國家出臺一些有針對性的扶持政策，其中的一些問題已經或正在逐步得到解決。然而，必須指出的是，目前我國企業在“走出去”的過程中，抱團不夠，尤其是國有企業與民企，往往“老死不相往來”，個別企業之間甚至出現了惡性競爭。這對我國企業的抗風險能力建設造成了消極的影響。針對這些問題，現階段，需要有關部門逐步引導和整合“走出去”的企業，組建商會等企業組織，讓海外企業能夠抱團取暖，守望相助，并積極推動中國的私人安保產業投身“一帶一路”，為中國的海外企業提供亟需的安保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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