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進入正題之前，有必要首先弄清楚“城鎮化”的概念。國內喜歡將城鎮化與城市化、都市化混為一談，如果按照關鍵字的英文解釋就容易區別，首都是“capital”，城是“city”，城鎮是“citiesandtowns”或“town”，城市是“centreofpopulation”、大都市是“metropolis”。
顯然“城鎮化”一詞要晚于“城市化”和“都市化”，這是中國學者創造的一個新詞匯，很多學者主張使用“城鎮化”一詞，中國官方口徑最終采納的是“城鎮化”，若按英文釋義應該是發展中小城市的意思，所以切不可將其與“城市化”、“都市化”混淆，因為一旦混淆，中國政府所倡導的城鎮化就會變味。
毋庸置疑，目前的中國正處于工業化、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關鍵時期，由于城鎮化與工業化之間是一種既相互聯系又互相促進的關系，所以科學規劃和正確處理工業化與城鎮化兩者關系，將直接關系到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宏偉目標能否如期完成，這也給中國工程機械工業下一步的發展提出了新的課題。
新型城鎮化怎樣搞?
在去年12月中旬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2013年經濟工作的若干主要任務。其中之一就包括“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著力提高城鎮化質量”。強調指出，城鎮化是我國現代化建設的歷史任務，也是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要圍繞提高城鎮化質量，因勢利導、趨利避害，積極引導城鎮化健康發展。并重新提到了“新型城鎮化”這一概念。
對于新型城鎮化，湖南大學教授羅宏斌2010年在《湖南日報》撰文中論述：“所謂新型城鎮化，是指堅持以人為本，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以統籌兼顧為原則，推動城市現代化、城市集群化、城市生態化、農村城鎮化，全面提升城鎮化質量和水平，走科學發展、集約高效、功能完善、環境友好、社會和諧、個性鮮明、城鄉一體、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協調發展的城鎮化建設路子。新型城鎮化的“新”就是要由過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規模擴大、空間擴張，改變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務等內涵為中心，真正使我們的城鎮成為具有較高品質的適宜人居之所。城鎮化的核心是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而不是建高樓、建廣場。農村人口轉移不出來，不僅農業的規模效益出不來，擴大內需也無法實現。”
今年1月1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在國家糧食局科學研究院考察調研時精辟指出，推進城鎮化，核心是人的城鎮化，關鍵是提高城鎮化質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農民。要走集約、節能、生態的新路子，著力提高內在承載力，不能人為“造城”，要實現產業發展和城鎮建設融合，讓農民工逐步融入城鎮。
關于城鎮化的熱門話題，知名經濟學家郎咸平表示，最近政府和學術界又開始一頭熱的搞城鎮化大躍進，我非常擔憂城鎮化將帶來類似四萬億的災難，為了呼吁各界冷靜面對城鎮化，我認為習近平20年前訪問過的美國馬斯卡廷小鎮，可以做為典型來檢討城鎮化思路，“中小城鎮為主，大城市為輔”的城鎮化應該是性價比最高的選項。即，將大城市的資源轉移到周邊性價比高的中小城鎮，合理配置學校、醫院、住房、交通、文化等配套，吸引企業進駐，緩解老百姓上學，看病，住房和就業問題。
值得警醒的是，有些地方政府打著城鎮化的旗號，片面追求工業規模和城市規模，與中央精神背道而馳，搞大而全的“城市化”、“都市化”建設，大搞什么“都市圈”、“經濟開發區”建設，始終沒走出土地財政的怪圈，把農民從土地上逼走，卻沒有負責任地將農民妥善安置。促使房價持續走高，這哪里顯示出誠意接納農民工入城啊?
結合上述關于新型城鎮化的論述，聯系到工程機械工業，有必要深入探討一下兩者的協調發展關系，這對于今后轉變工程機械工業的發展模式和增長方式也不失為一大契機。
工程機械產業要科學布局
在所有的工業結構類型中，工程機械工業或許與城鎮化聯系更為直接和緊密。因為隨著工程建設施工機械化程度的不斷提高，圍繞城鎮化建設，從“鐵公機”的基本建設，到礦山、冶金、石化、水利、電力、市政等建設領域幾乎都離不開工程機械。與此同時，隨著農村勞動力大規模向城市轉移，工程機械工業的生產、流通和終端應用環節也吸納了大量的農民工就業。所以說，工程機械這一重工業在發展過程中一定要與新型城鎮化相適應，也就是如中共十六大報告所指出的那樣，工程機械工業也要走出一條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新型工業化路子。
首先從工程機械工業的產業布局和生產環節上，要凸顯科學發展觀的戰略指導思想。
目前中國工程機械工業已經形成了以徐州、長沙、柳州、濟寧、廈門、成都、合肥等城市為中心的幾大區域性產業集群，構成了具有一定國際競爭力的產業骨架。同時，各大產業集群的骨干企業又根據各自的經營戰略，通過建廠、合資、并購等方式在國內外進行生產布局，尤其是在國內的生產布局，為推動我國城鎮化做出了一定貢獻。
以長沙的中聯重科為例，目前在國內已經形成了中聯科技園、麓谷工業園、華泰工業園、泉塘工業園、望城工業園、灌溪工業園、漢壽工業園、德山工業園、沅江工業園、上海工業園、渭南工業園、華陰工業園等幾大產業園區，除了后三個工業園外，其他園區均在湖南省內的中小城市和縣城，這為農村人口轉移到城鎮提供了更加方便和更多的就業機會。據最新消息，2月27日，中聯重科在湖北荊州的投資總額10億元新產業園項目開工，為推動當地城鎮化建設再譜新篇。
“兩會”期間的3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來到湖南代表團，同代表一起審議政府工作報告。中聯重科董事長詹純新作為來自裝備制造產業一線的全國人大代表，針對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中小城市和小城鎮要增強產業發展、公共服務、吸納就業、人口集聚功能。”向李克強等在座領導匯報說，中聯重科在推進新型工業化的實踐中，對城鎮化建設也頗有感觸，近年來在產業布局上有意向城鎮推進。中聯重科在湖南的工業園區，分布于4個地市、12個縣市區，在長沙向西、長達260公里的沿線上，打造了一條平均每35公里就有一個園區的工業走廊。并成為3個地市工業的重要支撐、7個縣市區的重要財政來源。
詹純新還以中聯重科設在常德市灌溪鎮的園區舉例說，該產業園2012年實現產值120億，創造了全鎮78.1%的工業總產值和67.4%的稅收，帶動了當地153家配套企業。
灌溪鎮居民3.5萬人，90%的勞動力實現了當地就業，其中1.2萬人成為產業工人，農業小鎮也發展成為“中國塔吊第一鎮”。詹純新一語中的道出自己的觀點，產業集聚是新型城鎮化建設的關鍵。讓成熟并且有較強帶動作用的產業落戶到城鎮，帶來了新觀念，帶來了人才，帶來了資金，帶來了技術，帶來了市場，從而實現“集聚一批企業，形成一片城鎮，繁榮一方經濟”。
可以說，作為中部省份的湖南，抓住了改革開放以來的工業化戰略發展機遇，逐步形成了鮮明的產業特點和比較優勢，尤其是涌現了中聯重科、三一重工、山河智能、中國鐵建重工等眾多知名工程機械品牌，產業規模后來者居上，從一個側面推進了本省的城鎮化建設，促使湖南由農業大省快速向工業大省轉型，其成功經驗值得推廣。
然而，在工程機械工業布局上，也有與新型城鎮化不搭調的現象。比如定位為全國政治、文化、教育中心的首都北京，近年工業化與城鎮化協調發展的失衡現象日益突出。
曾幾何時，北京高舉起搞新型工業化的大旗，遷走了污染大戶首鋼，但出于某種考慮，保留了燕山石化，但隨后又進來了現代汽車、三一重機等機械企業，開啟了攤大餅式發展模式，使得本就難堪交通擁堵和空氣污染重負的首都雪上加霜。不僅如此，這種勢態還呈現擴大趨勢，年初，我國規模最大的民營重工企業——三一集團總部又不遠千里，從工程機械的沃土長沙遷入首都昌平區，意欲在首都大干一場，開始其第三次創業。
記得在2007年發布的我國首部工業化藍皮書《中國工業化進程報告——1995-2005年中國省域工業化水平評價與研究》中指出，對于北京是否發展第二產業存在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觀點認為，從發達國家的經驗看，中心城市的發展歷程往往是一個工業化、城市化相同步的歷程，如果沒有發達的第二產業作為支撐，人們的收入水平難以在短時間內得到迅速提高，第三產業也會因此缺乏興盛發達的堅實基礎。另一種相反觀點則認為，大力發展重工業、制造業，有悖于北京作為首都的城市功能定位，也大大超出了這個城市有限的資源與環境承載能力。
勝于雄辯的事實證明，首都日益惡化的交通擁堵和空氣重度污染狀況已經充分地印證了第二種觀點的正確論斷，第一種觀點的昭然謬誤，這種有悖于科學發展觀的城鎮化不要也罷。眾所周知，尤其是在住房、社會保障和福利方面，絕大多數農民工更是無法融入首都的城市生活，往往導致“被城鎮化”，造成城鎮化率虛高的假相。
縱觀世界工程機械50強企業，把總部和工廠設在首都的企業占少數(見附表)。以全球工程機械老大——美國卡特彼勒公司為例，她的總部并不在華盛頓，而是在伊利諾州中部的皮奧里亞市，是一個人口不足40萬的中型城市，卡特彼勒就是坐鎮這里，把事業做到全球稱霸業界。或許沾了卡特彼勒的光兒，過去60年來，皮奧里亞市曾經三次上了“全美模范城市”榜(每年選出10個)。因為皮奧里亞市的公園設施，圖書館的設備與使用度，學校教育水平，文藝活動與宗教生活，公民對社區事務的參與度，就業機會與人均生活水平，醫療設施水平，環保意識，等等都很不錯。
再如，排名第五的德國利勃海爾公司也是歐洲工業的驕傲，在全球16個國家(含德國)設有工廠，其設在德國本土的十多個工廠分布在11個毗鄰國境線上的小城鎮上，但這絲毫沒有動搖其在業界的翹楚地位。
而回過頭看看我國大都市、大城市的工程機械企業“生活”如何?
始創于1959年的上海彭浦機器廠有限責任公司和始建于1946年的上海華東建筑機械廠有限公司，都曾經是我國工程機械的骨干生產企業，現今分別被濟寧的山推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和長沙的中聯重科遠遠超越，逐漸被市場邊緣化。
1958年制造出中國第一臺履帶式推土機、1993年在國內率先實現銷售推土機超萬臺的天津建筑機械廠，與始建于1905年、以平地機著稱業內的鼎盛重工機械有限公司(前身是鼎盛天工工程機械股份有限公司)，目前的主營業務均失去了比較優勢。
而首都北京的工程機械產業更是一盤散沙，沒有形成產業的集聚效應，京城重工、三一重機、福田雷薩、南車時代、北京永茂、北京加隆等企業各自為戰。
上述這些大都市大城市的資源承載能力都極為有限，甚至過載，所以這些重工企業在推進新型城鎮化建設中的負面效應要大于正面效應，只會給城市的交通添堵、給城市的環保添亂和消耗工業資源及能源。
在工程機械工業的生產環節(包括主機和上游配套件)上，可吸納農民工就業的主要是生產一線工人，比如鑄造、機床操作、組裝、熱處理、焊接、噴漆等工種。若在中小城市和縣城的工程機械企業工作，就會比在一線城市工作更容易融入城鎮和生活幸福。
其次從工程機械工業的流通和應用環節上，要為農村勞動力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
跟大眾商品一樣，工程機械從制造商到終端用戶的手中也需要一個流通渠道。目前，工程機械的銷售模式已經從自營銷售走向代理制或者二者兼顧，對于流向市場量大面廣的機種基本是采用代理制。代理制可充分發揮目標市場的本地人力資源優勢，代理商成為協助制造商開發市場和管理市場的戰略合作伙伴。
現階段，頗具規模實力的工程機械制造商一般都擁有比較完善的國內外營銷網絡，而代理商便是其營銷網絡中重要的棋子。代理商在招募銷售員時也會城鄉統籌，尤其是對那些來自農村的公關能力強、能吃苦、對報酬要求相對不高的銷售員更加青睞。
工程機械的應用環節作為產業的終端市場，吸納農民工就業的潛力更是不可忽視。隨著工程施工企業的設備采購管理觀念的轉變，隨著社會租賃業的蓬勃發展，工程機械(特別是通用型的)的消費主體逐漸從施工方和官方業主方向個體戶和私營業主轉變，從而為農民創業或就業提供了更多機會。被業內譽為“挖掘機之都”的江西廣豐縣，就是一個靠工程機械租賃形成地方產業特色的鮮活實例。
廣豐縣總人口82.1萬人，其中非農業人口11.3萬人。廣豐縣并不產挖掘機，而是靠用挖掘機而獲得的“挖掘機之都”大號的。該縣挖掘機保有量高峰時約6萬臺，占全國的的十分之一，全省的80%以上，從業人數逾10萬人，年租賃收入達100億元。上世紀90年代初，廣豐縣五都鎮花棚村一位叫項達昌的村民，在外打工時看到了挖掘機施工有相當的創業前景，就與村里人合伙買了第一臺二手挖掘機，同時帶了一幫家鄉人到上海開始承攬土石方工程，由此掘得了廣豐挖掘機勞務創業史上“第一桶金”。
此示范效應非同小可，竟為廣豐開辟了一條致富道路，而發家致富的農民也有條件融入城鎮生活。雖然廣豐縣只是個案，但實際上，近些年來工程機械的終端市場的確分流了不少農村勞動力，且不論以投資賺錢為目的的個體車主和私營租賃企業老板，單以打工為目的的工程機械操作手而言，就創造了不少就業機會。不算出口的銷量，現在工程機械主要機種的國內銷量每年就達數十萬臺之巨，按照每臺配備一名操作手計算，就會解決數十萬個就業機會，這其中當然會包括一定數量的農民子弟。
對于人口數量占世界第一的中國，新型城鎮化著實是一項極其龐大復雜的系統社會工程，如何能實現“要把生態文明理念和原則全面融入城鎮化全過程，走集約、智能、綠色、低碳的新型城鎮化道路”?，的確是對執政黨和政府一大考驗。
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推動信息化和工業化深度融合、工業化和城鎮化良性互動、城鎮化和農業現代化相互協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
相信可以預見的中國未來城鎮化，在科學發展觀的統領和“兩型”社會的引導下，不再是鋼筋水泥式的呆板蹩腳“城市化”，而是更強調消費結構升級、功能齊全、凸顯人性化的信息化城市、智能化城市和宜居美麗城市。
